中国汽车老人支德瑜回忆:人生支点是材料

出身书香门第,一直忧国忧民的支德瑜,看淡名利、看淡生死,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新材料技术,是中国汽车界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物

编者按:

“你去看一汽和二汽的厂史,我在一汽12年,二汽23年,但在两厂主要厂史照片集里,从来没有我的身影,你采访过的其他人都是主角,所以我对你来访要我讲个人历史是很感意外的。”2009年10月15日,《汽车商业评论》在湖北十堰请86岁的老人支德瑜口述历史时,他如是说。支老口中的“意外”包括历年来所获得的荣誉以及其健康的身体状况。

支老同时给我带来了一叠厚厚的文件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本由东风汽车公司工艺研究所、东风汽车公司总师室和东风汽车报社编辑的《科技人生》。它之所以吸引我的眼球,是因为其中牵涉到的若干赫赫有名的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兆国题写书名,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王家宠、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能宽、《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钟立群、中国机械工业协会会长张小虞、东风公司党委书记徐平题写祝辞,原东风公司总经理苗圩作序。

当然,这其中除了整本书的文稿整理外,还有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伏案写就的6万余字的生平自述。对于一个眼睛不太好,耳朵不太好,从不用手机和电脑的垂垂老者来说,这可说是项巨大的工程。

而在接下来的两次近9个小时的讲述中,我听到了上述这些大人物们的如烟往事。按照其讲述,支老的曲折人生经历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先经旧社会,在民族和人民苦难岁月中,度过了1/3的人生”;“后在解放之后……这段历史占我人生的2/3多”。

支老把这些均归述于其“身体好,能做点事”。他笑言自己是个“三不高”(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人,以为不会得心脏病,结果先检查出癌症,过了7年又检查出冠心病,并且冠状动脉堵塞的地方还很多,做了3个心血管支架,当天就好转。“得了这类病,必然要考虑生死,所以到了我这样的年龄,要看淡生死,随时准备回归自然。”他说。

血气方刚的岁月

支德瑜出生在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年代,曲折坎坷的家族渊源和人生经历使其萌发救亡图存的思想

2003年我80岁时,由老单位东风工艺研究所出资,(东风)总工程师室和东风汽车报社从我历年所写的几百万字文件中,挑选了53万字,集纳成文集《科技人生——支德瑜》。这本书是在十堰做的稿子,拿到北京印刷,非典时期编辑人员来回不方便,说实话,印得我不太满意,表面挺好看,章节也很好,但里面错漏较多。

书里还有些缺憾,如讲我的家事,这本书出版后,支家重新修订了家谱,两相对照,书中讲述祖先到浙江嵊县(现为浙江嵊州市)的过程与事实不符。南宋时始祖去做县尉,而不是挑担过去——当时刘豫做了金兵在北方的傀儡皇帝,始祖不肯承认他,不愿回山东,才在嵊县落根。

我今年86.3岁(2009年10月时),1923年6月出生在上海。我祖父是晚清秀才,后来放弃科举,改学西洋数学,学成后成为晚清民初有名的数学家。他还能用数字推算天文,在天文方面也很有造诣。我在浙江大学念大一时,数学教授钱宝琮见我姓支,问我和支宝楠有何关系?我说那是先祖父。钱教授表示曾看过我祖父写的讲义,知道他很有学问。

祖父曾在武昌和南京当过书院教谕(相当于大学教授),是张謇物色他去南京书院的。张是晚清最后一个状元。我推断,张曾在南通办实业,大概跟祖父有来往,便推荐他到南京去教书。祖父教书每年能收入1000块大洋,随着家里人口增加,就在原籍村子里盖了栋房子。

祖父有3个儿子5个女儿:前妻生了1男3女,后妻生了4个孩子。家里负担较重。但祖父觉得应该培养子女,就把大儿子——我的大伯父送到上海复旦大学念书。大伯父没正式毕业,就到铁路去工作,任工程师。

祖父只活到59岁,他去世时,大伯父可能30多岁,我父亲(支秉渊)才十几岁。经济一下断了来源,作为家里最大的男丁,大伯父开始培养我父亲。祖父送父亲到上海,进浙江旅沪公学读小学,后升入南洋中学(交大附中),考取上海交大。当时上海交大叫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属交通部管。

父亲在上海交大很有名,五四运动时他是交大的学生领袖。1921年他从电机专业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他得了上海交大的两套中英文的中学和大学文凭证书,这些证书后来被我捐献给上海交大,据说是迄今为止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套证书。

毕业后,父亲先到美商慎昌洋行做柴油机和发电机的安装服务工作,洋行专门销售英国和美国产品。父亲帮助各地办电厂,如江苏常熟电厂、江苏昆山电厂、浙江嵊县电厂等。他帮助安装机器,架线路,供电等,相当于现在的销售服务工程师。

这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会不会亡国,要救亡图存,就要变法图强。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父亲耻于为洋人服务,便邀请几个上海交大的同学,连他在内共6人,办了个小工厂,取名新中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新中公司)。所谓新中,意指新中国。公司设在租界,他们做设计工艺,但制造技术还需要有好工人,就邀请慎昌洋行的老师傅吴梅生参与,吴解放后成为全国劳模。

社会上需要什么产品,新中公司就做什么,起初主要以水泵和内燃机为主。后来还做过冷作,把钢材铆起来做结构工程。进一步还造桥梁,在浙赣、粤汉和湘桂三条铁路上承建过不少大桥。这样,新中公司慢慢发展成一个较大的中国机械工业公司,最多时约有近1000人,各种工艺较为齐全。

父亲在新中公司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20年。《交大校史》称他是“我国最早制成内燃机的人”。但这种说法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发行的《内燃机100年》不符,后者记载的我国内燃机历史始于1909年,要早于我父亲。该书对父亲和吴梅生都写了传记,他们都是我国内燃机行业的奠基先行人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的组成部分。蒋介石政府主张把沿海工业往内地迁。父亲立即响应,因态度坚决,行动积极,被企业界推为上海工厂内迁主要领导人之一。日军先占北平和华北,继攻上海,新中公司在上海闸北,离两军对峙前线只有几百米。父亲组织工人把工厂里的主要设备抢运到租界,然后迁厂去武昌。

新中公司遭遇日军5次破坏,第一次是1931年的淞沪战争,第二次是1937年在上海,第三四次后不久武昌和长沙失陷。前四次由于抢运及时,在工厂沦陷前抢运出很多设备物资。但1944年在湖南祁阳遭受第5次劫难时,由于湘、桂、黔战区相继被占领,新中公司当时已有数千吨机器、设备和材料都散失在湘桂、黔桂铁路沿线一带,一部分职工及家属惨遭杀害,工厂基本破产。尽管后来又在重庆贷款再造,但元气大伤,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解放后公私合营,即今新中动力机厂。

传记作者刘浩然称我父亲“在抗战期间,在湖南祁阳主持试制了第一辆有中国制造意义的汽车”,重庆《大公报》也曾撰文称父亲为“中国的福特”。后经考证,中国最早做汽车的是张学良,他在沈阳兵工厂让下面的厂长领导做了2辆汽车——其动力总成等都从外国购买,自己组装。日本打沈阳时,兵工厂被破坏。

父亲是国内第二个做汽车的,尽管非常简陋,但除了后桥齿轮因没有格里森机床做不出来外,其他部件都是国产的,基本上自己设计自己制造。

颠沛流离

因抗战爆发,他辗转于上海、浙江、湖南、贵州等地求学。浙大毕业后,又因解放战争无法达成去东北大工厂奉献的愿望

父亲忙得顾不了家,我和姐姐就跟着母亲。我先在上海一所小学念书,小时候的我个子不高,身体较弱,好玩,好集邮,成绩一般。父亲决定送我进所好中学,他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交大附中)董事,便找到南模中学领导,开后门让我去念书。南模中学管理严格,我在这里从小学5年级念到初二,进去后就开始认真读书,成为班上第一名。

抗战发生,我跟母亲逃难回嵊县,进嵊县中学上初三,仅读了两三个月,跟着母亲去武昌找父亲,又转到湖南。父亲让我报考湖南最好的雅礼中学,我本来该再上初三上,但父亲坚持让我考初三下,以便秋季毕业正好考大学。由于在南洋中学打下的底子较好,雅礼中学看我成绩还可以,便录取了。雅礼中学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组织的雅礼会派人到湖南办的,以中方为主还办有湘雅医学院,两者是姐妹学校,都是湖南名校。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但国民党战场的总形势是国土不断丧失,父亲认为长沙也有沦陷的可能,便做进一步撤退打算。他与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相当于重工业部)的人一起去考察湘南到广西的建厂条件,看我暑假闲着无事,便破天荒地带我同行。我们坐着卡车,沿公路从衡阳开到桂林,因考虑到湘江的船运条件,父亲重点考察了零陵和祁阳,最后选中祁阳湘江南岸邻近祁阳宝塔的地方。回来后,父亲便为迁厂做准备。

这时雅礼中学已迁到沅陵,我便离开家,只身去沅陵求学。我在雅礼中学一直念到高中毕业,成绩都是第一名,并且比第二名高出一大截。1941年6月底,我高中毕业,以班长身份代表全班同学致词。没想到,学校根据我德智体各方面的表现,授予我一枚银质“全能奖章”,这是雅礼中学建校30年来的第三枚。

回祁阳不久,我去衡阳参加四所大学的联合招考。发榜时,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录取。浙大校址原来在杭州,抗战初期,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内迁,却又几次被迫再迁,最后落脚贵州遵义。

那时候,大学读书不交学杂费,每月还发1斤桐油,吃饭靠贷款,名义上就业后再还,实际上不还。我因成绩不错,获得公费资助。

1945年6月我大学毕业。我本来打算去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这是国民党区域最大的机器企业。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马上改变主意,要求去东北,因为那里有很多大工厂,我想到失而复得的国土去贡献青春。

父亲全力支持我,并帮我联系他的老友孙越崎。孙是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因开发玉门油矿成绩卓著,成为中国工程师学会颁发的第四枚金质奖章得主。他1995年去世,活了103岁。我父亲后来成为第五枚得主,前三枚分别授予侯德榜、凌鸿勋和茅以升。

1945年抗战胜利,孙被授予东北工厂接收大员职务,正要招募人员,便接受了我。但由于时机还不太成熟,他就安排我和其他一部分人先到他主管的重庆北碚天府煤矿报到,随时待命。

天府煤矿在华蓥山,是《红岩》小说双枪老太婆革命活动的地方。我去报到后,被派在机电股当实习员,先去发电厂实习,后又转入维修厂的铸造车间和机工车间,规模都不大。

一等就是8个月,我已升为工务员。由于东北解放战争仍在进行,根本谈不上工业生产。去东北变得遥遥无期,我便辞职回上海。

此时父亲人生道路也面临转折。父亲先后办了4个厂,新中公司是民营厂,1946年他出任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由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家主要银行出资),此后为中农公司在上海军工路建虬江厂,用黄浦江淤泥填江造地建厂(上海机床厂前身),后因不满善后救济总署美国顾问的专权愤而辞职,被派到中农公司下属的吴淞总厂任厂长(上海柴油机厂前身),原因是这个厂不设美国顾问,不受美国人干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虬江、吴淞两厂被没收为国营工厂。父亲因为支持党领导下的护厂工作,而被人民政府留用,任华东工业部机械处处长。父亲后来还被委任办过太原重型机器厂,还办了所学校,后来成为有1万多名大学生的山西太原重机学院。开始我不知道,后来学院来调查父亲事迹,我才知道父亲是这所大学最早的院长。

我真正的人生大转变是从倡导成立华社开始。凡入社同学,均要求品德好,为人正派,或学业好,或较有才能,肯为群众办事。

我真正的人生大转变是从倡导成立华社开始。大二时,我陆续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如浙大学生基督教团契活动,并被编入“天籁小组”。每周一个晚上,小组近10名同学聚在一起,做文娱游戏和探讨一些问题。

1944年9月,我以团契学术研究干事身份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除了团契学员外,我还特意邀请两位教授参加:一位是外文系教授黄尊生;一位是我选修的世界史教授顾谷宜,讨论主题是民主自由平等。

我首先发言。我的观点是,人人生来平等,所以应实行民主政治。但黄教授纠正了我的看法,他说,民主并非抽象的学术性的问题,它首先是在英国政治斗争的产物。换句话说,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是斗争争取来的,并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

谈到当前国事时,大家都对内战危机感到担忧。顾教授说,今天国共两党都有军队,是实力派,而老百姓无权,是阿斗,因而才有内战危机。如果老百姓当家作主,国民党要打,就制裁国民党;共产党要打,就制裁共产党,这样,内战就打不起来了。

他们的话使我深受启发。我深切感受到老百姓必须起来阻止可能发生的内战。如何组织?从自己做起。有了这个简单朴素的想法后,我就去找最好的朋友钟一鹤(后易名钟立群,是我在雅礼中学的学长,在浙大与我同级)商量,准备成立一个秘密社团。

我们邀请机械系助教陈晓光作为社团共同发起人。建立社团的目的是立志为中华民族前途而奋斗,因此取名“华社”。凡入社同学,均要求品德好,为人正派,或学业好,或较有才能,肯为群众办事。

我推荐一年前认识的同学李振铭(李晨)入社。李比我大,曾在西南联大上大学,后到浙大。我的宿舍正好有个空位,便邀他同住。

当时我并不知道,贵州省中共组织因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李晨被中共南方局派到贵州来重建党组织。2003年1月李晨在《坦言集》中回忆,根据当时“勤学、勤业、勤交友”政策,党组织认为有华社这样一个由学生骨干组成的政治性团体,探讨国家的前途,要求民主,进步,寻求真理,是有益的,于是决定让他参加。

李晨后来又介绍张天虹入社,张也是中共党员。我还介绍同班同学王家宠入社。王解放后成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这样,华社早期有社员14人,其中2人是中共党员,是华社中的左派。

华社每周政治学习一次,既读书讨论英美的民主政治,也学苏联的社会主义,还学世界大事,并提出“人民世纪”的理想。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后,我们也学习所报道的延安情况和共产党的主张。

半年多后的一天,李晨突然向我告别,说准备休学。我猜他可能是有重要事情要办。直到1950年末,我在北京跟他重逢,他才告诉我,当时是奉命调回重庆南方局,后又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参加国共谈判。北京解放时,李晨任石景山区区长,后任北京市常委。

李晨离校后,张天虹也离校。华社继续活动。但我们很谨慎,不可靠的人坚决不要。我给在雅礼中学认识的朋友陈能宽写信,邀请他参加华社。陈就读于唐山交大。他回信说,他们也有一个社团叫惟廉社(后改为民社),以反对社会上的贪污腐败为宗旨。他加入华社后,又介绍同学姚桐斌与我认识。

后来我出国,在留英学生总会中,我与姚成为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解放后,陈与姚都对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被授予“两弹一星功臣”荣誉称号,可惜的是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死。

1945年6月我大学毕业,华社中的7名社员分散到全国各地。分散前,华社连开3天社员大会,制定了社章,建立三人理事会和监事会,选陈晓光为社长,钟一鹤管宣传,我管组织,并建立内部刊物《华社社报》。之后,我们认识到只有社员相对集中,才能发挥力量,于是动员华社社员集中到上海、北平和杭州三个主要据点。

1947年7月,燕京大学创社校内社员与民协合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联盟。3个月后,创社进入社会的社员与华社合并为民创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新民主主义为行动纲领。在中共领导的秘密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7人理事会中,民创社员就有两位,即马健行和钟一鹤。全国学联在反蒋学生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放弃读博士学位

1947年支德瑜被录取为第九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学院求学,后因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而放弃攻读博士学位

就在我准备离重庆回上海前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公告要举办留学生考试,我原本就希望出国留学,自然不肯错过机会。事后我才明白,国民党积极地组织留学考试,是有目的的。当时青年人都要到延安去,为了争夺青年,国民党就办了很多国立中学和在大学中搞贷金,以及办留学考试。

考完后回到上海,父亲正在筹建中农公司。我看到工厂有很多新式机床,便要求留下来工作。又做了6个月的实习员,重新升为工务员。在这里,我学会了开各种轻、中、中重型卡车、大小推土机和自行式吊车。

同时,我还把华社社员王家宠和于用德介绍到中农公司工作。王家宠毕业后去昆明,后又转往台湾,经号召华社社员集中,他就直接从台湾回上海。我出国留学后,还曾写信给父亲,要他保护王家宠。王家宠在上海中农吴淞厂任职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0多年后,我向王家宠重提此事,王家宠说:“你父亲曾单独见我,告诉我说收到德瑜英国来信,关照‘中农公司中某某是国民党政府社会局安排来厂的,你要对他小心’。实际上这个人是打入敌人阵营的地下共产党员,当时我不可能告诉你父亲实话。”上海解放前夕,父亲将工厂领导权托付给王家宠,王领导了护厂活动。

1947年初留学考试发榜,我被录取为第九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专业是机械工程。这次共录取公费生140名,其中19名在本专业得分高者为庚款生,其余为教育部公费生。庚款公费3年,比教育部公费多1年,公费金额也高一些。庚款生的大多数专业只有1个名额,少数专业如机械工程、神经医学是2名。机械专业得分最高者为杨南生,我是第二名。

杨南生是位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的人,有很强的正义感,说话耿直,不怕得罪领导。他比我大两岁。杨解放后入党,是对我国火箭事业有杰出贡献的专家。1986年他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们投票接纳为院士。但在国内,未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填志愿时,大多数人填了美国,我选了英国,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我认为英国学风严谨;另一方面,我想看看英国工党推行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很想去体验一下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是否可以兼得。我的打算是,在英国学3年求得博士学位,再转到美国生产实践3年。但后来我的思想却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想去美国了。

1947年8月4日,我在上海坐渣华航轮芝沙丹尼号去香港候船转英国,同行有庚款生7人。4天后到香港,由于预约的船要做检修,等了近两周才登船。10月1日到达英国西部利物浦港后,我便换乘火车到达曼市。

在曼彻斯特大学工学院求学初期,我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课题。杨南生选择了塑性力学方面的课题,我只有校方两个题目可选择,其中一个,我跟同学商量后,觉得没意思。但为了学位,不得已选了另一个“蓄热器中的耐火砖热储存和热传输研究”。

这个冷门课题不是当时中国人需要的,而是英国某个出钱的工厂的题目。跟美国一样,英国大学的研究生课题多来自于企业,系主任的本领就在于能从企业募到资金,并招到研究生做相关课题。

在搜集资料时,我很快就发现英美专业杂志对这个课题也是空白,只有德文文献上有些报道。这样我每天在实验室自制仪器,根据自己设计的试验求得数据。大概花了八九个月,1948年6月我就演算出论文的理论部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加上试验数据并整理写作。

就在这时,我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认为应该学习有实用价值的技能,以便能早日投入新中国建设,而这个研究课题将来回国也派不上用场。再加上在英国求学期间,对看到的英国社会很失望,认为他们的民主并不是人民的民主。因此就不愿意在课题上再多花时间,就决定放弃博士学位。

1949年初我开始写论文,上半年通过审查,暑假前获得技术科学硕士学位。但我一心想着学生会的工作,连硕士学位授位仪式也没参加。

英国留学生有个组织是留英中国学生总会,每年暑假轮流到一个大学校园召开年会,活动一周。学生总会每月出一期《循刊》,以英文为载体,一方面是由于留学生中的一些华侨子弟没有掌握中文文字,同时还要联系一些外国友人;另一方面,当时英国还没有中文打字机和出中文印刷品的能力,而《循刊》的打字、油印、包装和投邮寄发等事务工作历来都是承包给英国的一家打字社。

我到曼城不久就能收到学生总会邮寄的《循刊》,同时也收到从伦敦寄来的油印小刊物《民主阵线》,后者刊登新华社新闻,是留英学生和华侨了解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渠道之一。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刊物由陈天声主办。关于陈的事情,后面我再补充。

新中国国旗

1949年10月1日,支德瑜根据新华社电讯上刊登的中国国旗图案,向英国印刷厂定印彩色国旗,这是在英国出现的第一面中国国旗

曼城中国留学生大概二三十人,在曼城中心区乔治街有间活动室,设在英国文化协会会址内,被大家称为“中国会所”,不定期在周末召开一些座谈会。曼城的中国学生是学生总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总会原来一直得到伦敦中国大使馆的经济资助,我到达英国时,国内解放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留学生中也分化成亲蒋派和拥共派。

1948年7月,留英中国学生总会准备改选理事会。这时国民党败相渐露,亲蒋派不敢竞争,学生会里左派渐占上风。改选后,进步学生完全掌握学生总会领导权:中共地下党员黄新民任主席,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选为理事,分工中文文书。随着右派学生失去影响力,伦敦中国大使馆不再资助我们。

我任理事不久,朱洪元(已故。当时在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攻读近代物理博士学位,解放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科院院士)来找我,表示愿意介绍我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他还说,这是为了有利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好留英学生会工作。在他和刘培德的介绍下,1948年10月我秘密加入民盟英国总支部。后来我去伦敦参加民盟活动时,第一次认识了同样是盟员的陈天声。

1949年秋黄新民和一批同学将回国,黄准备让我任下届学生会主席。我考虑理事中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循刊》编辑,便建议让邹承鲁当主席(中科院院士,曾任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是世界上首先合成牛胰岛素的主要科学家。他本来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但在申报时,国外要求以个人名义申请,但国内却是以集体名义申请,故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邹最近逝世),同时推荐姚桐斌、李天庆、翁世功等人任理事,我自愿承接《循刊》的编辑任务。

这时,我并不知道留学生中哪些人是地下党员。但我一直为一件事感到内疚,我本来已认识共产党事业的正义性,但没有追随革命者在国内斗争,却为了镀金而到外国留学。我觉得自己不配加入共产党,只能向它靠拢。我猜测陈天声可能是中共党员,因为他一直为大家提供中共宣传资料和发行《民主阵线》刊物。

此外,我还听许绍高(已故。是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侄子。当时正在英国一家工厂里实习,曾任中央机械工业部处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秘书长、副会长)说过,国内捎来郭沫若的信件,要学生会转交李四光,动员李回国。许在英国的一个小岛上找到在那里隐居的李四光,后来由陈天声联系苏联获得签证,假道西伯利亚铁路秘密回到东北。

但后来朱洪元又告诉我,陈天声出身海员,已加入英国藉,是英共党员。许生前也曾提到陈天声并非中共党员,是中共在英国的联络员。1978年,二汽派我去英国做短期工作期间,我曾向时任驻英大使馆商务处的一等秘书打听过陈天声的下落,对方回答说:“陈天声是我们在英国最早开展工作的老同志。”

从1948年起,我连任两届学生总会理事。大约是在1949年9月,朱洪元安排我直接与陈天声联系,此后有事就向他汇报。我主观上认为接受陈的领导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根据陈天声提供的新华社电讯上刊登的中国国旗图案,向英国印刷厂定印了彩色国旗,又根据新华社伦敦分社提供的毛主席彩色头像,作为《循刊》附件分发给所有读者。可以说,这是在英国出现的第一面中国国旗印件,很久以后,中国政府驻英代办才接收了原国民党中国大使馆。

离开学校后,我先到一家柴油机曲轴生产厂实习,然后又去克劳斯雷兄弟公司,这是一家船用柴油机厂,我被安排在各个车间轮流实习,这期间我对铸造生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学生会最大一项支出就是出版《循刊》。我担任编辑,由于原有存款已不多,收入会费很少,再加上不再有资助款,不能继续承担英国商社昂贵的出版服务费用。因此,我建议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在蜡纸上打字、油印,再发动各地学生会分会轮流承担装订、封包和投邮工作,我自己则承担了全部打蜡纸和主要手摇印刷劳务。因此,白天我在工厂实习,晚上及周末业余时间全都用在这项工作上。

1950年年初,陈天声突然到曼城找我,说他得到国内指示,要办一个天声贸易公司,做中英之间的贸易,他动员我去伦敦帮他,以打破国际上对新中国的封锁。说实话,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要长期留在英国,我内心也很矛盾。首先,我不愿经商,何况从商也不是我的专业;其次,我放弃博士学位,就是想省出时间到工厂实习,以便早日回国参加革命;第三,我年纪也不小了,想早日成家。如果留在英国,这些计划都得放弃。

但我又转念一想,我因出国留学而放弃革命一直自疚,现在有了革命的号召,就不能再有个人想法了,因此就答应了陈天声,并向克劳斯雷公司声明中止实习。为此,不知实情的知己好友杨南生还把我痛骂了一顿。万般无奈之下,我向他解释了原因,他才表示支持。

到伦敦时,天声公司只有陈天声和一名英国女秘书。我做的事情就是,根据国内商家来电,看他们需要什么商品,我协助寻找英国厂商目录,确认若干家供应商后,根据商品技术条件分别去函询价,然后向国内报价。说实话,这些商业信息对国家专业进口公司很有参考价值,避免了他们盲目地与一些外商和私商订高价合同。

与英国政府斗争

针对留英、留美和留法的中国同学因各种理由被扣事件,支德瑜参加领导学生会与英国政府进行斗争,最终95%以上的留英同学都先后回国

与此同时发生的,也是我参与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参加领导学生会与扣留中国留学生的英国政府进行斗争。新中国成立2个月后,英国内务部借口香港拥挤,暂时停发香港签证,致使少数学成准备回国的同学不能成行。

后来,不能回国的同学越来越多,学生会开始关注事态发展。接着我们又了解到,留美和留法的中国同学也因各种借口被扣留。

事情变得严重起来。学生会在陈天声的秘密领导下,通过串联、集会和利用《循刊》作为舆论工具,组织同学们进行人权斗争。学生会向英国政府表示:我们目的是回国,香港只是中转站,到香港后我们立即回国,应该不会引起拥挤。

英国政府又改变借口说,现在香港到中国大陆的交通已中断,即使到了香港也走不了,还不如先留在英国。

学生会便根据香港报纸,在《循刊》上一一罗列从香港九龙开往罗湖桥头的火车,每天有几班,又列出从香港开往广东和福建各港口的轮船,每月的何日何时各有多少轮船班次等,用事实揭穿他们的谎言。

接着英国政府又说,既然香港走不成,留学生为什么不经过苏联西伯利亚陆路回国?我们通过分析当时冷战形势,知道苏联发签证的审查过程很严,英国的这种想法只是为了转移斗争方向。如得不到签证,使中国学生怪罪苏联。因此,我们坚决提出,我们是经香港乘船来英国,现在从香港回国是合法权利,(英国政府)不能用推托的办法剥夺我们回家的权利。

这样相持四五个月后,有些同学经济上发生困难,英国政府表示,困难同学可以按难民身份申请救济,并发放了一些申请表格。对此,学生会坚决抵制,号召同学间要相互帮助,加紧作战。

同时,我们还发动同学向英国有影响的报纸,如《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等发“致编者函”,揭发英国内务部拒发香港签证事件。英国这些报纸每天都编印“致编者函”,但这次却一律不刊登我们的函。

我们就在自己的《循刊》上登出这些来函,我在“编者按”中写道:英国号称民主,其实并无民主,所标谤的民主只是为了粉饰门面,比如对英国政府无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件,英国报纸就没有主持正义。你们不登载,我们学生会的《循刊》一一照登。我们把《循刊》分发给一些英国友好人士,英国政府和各大报纸都很难堪。留英同学也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认清资产阶级所谓民主的实质。

在同学们的努力下,许多英国正义友人也起而反对英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行为,并且反对党也开始反对执政的工党这种得罪中国留学生的事情。

当时美国方面也在大规模扣留40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在美的两个群众组织——留美中国科协和中国留美学生基督教团契被迫解散。新华社报道此事后,我国政府开始向英国政府交涉。

陈天声本来还让我组织同学去向英国下院和英国首相面对面请愿,但还没行动时,英国政府在内外压力下终于被迫改变政策:中国学生申请香港签证,必须持留英中国学生会的介绍信,并有文书翁世功的签名,英国内务部见信便盖章发香港签证。

斗争到最后,95%以上的留英同学都先后回国,留法学生中约200人也取得胜利回国,而留美同学中,除20~30人因周总理在日内瓦向美国交涉于1954年回国后,绝大部分终老于美国。

多年以后,事情才逐步被还原,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次月,美国便纠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对新中国实行物资封锁。凡是被列为战略物资的器材,一律要经过巴统批准,才能向中国出口,而扣留中国留学生也是一项冷战措施,是封锁中国的一部分。

后来我经常回想这个过程,这也是天声公司无法开展贸易工作的根本原因。1950年8月,陈天声又把朱洪元叫到公司。朱学原子物理,获得曼城大学博士学位后,被大学聘为研究人员。他也义无反顾地辞去大学职务,来到天声公司。

另一方面,陈天声还接管了位于伦敦的新华社(原负责人王烈望因受英国当局迫害而回国),并与伦敦中国银行建立了一些关系(天声公司的原始资金就来自于伦敦中国银行)。

但陈天声却错误地估计了商情,他没想到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会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我曾经手的两个生意:东北化工厂要进口白金触媒剂,造纸厂要进口造纸机上的铜丝网,这些商品本已得到英国厂商的报价,但就在国内认可拟签合同之际,英国下议院却通过法律,不准向中国出口一切铜原料和铜制品,铂制品更在禁运之列。天声公司业务因此陷入停顿状态。

1950年9月的一天,天声公司突然来了一名便衣,向我出示警察证件,还找我谈话。看来他对我的历史非常了解,盘问我是否是共产党员?与苏联有何联系?为何申请到天声公司就业?他走后,我向陈天声汇报了经过。陈可能考虑到我已被英国警方注意,便辞退了我。其实我还有留学公费,从未从天声公司支取过一个便士薪金。

陈天声本来关照过我:如果有人问起为何到天声公司,就回答是去找朱洪元玩。结果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当英国特务问起时,我回答是“帮助陈天声做英国和中国之间的生意”。我觉得这个理由很充分,但跟陈交代的不符。

没过几天,朱洪元告诉我,天声公司(因受巴统封锁)生意做不成,经费不足,无法维持,他对陈天声说,不该借口辞退支德瑜,吵了一架后也辞职,乘飞机经香港回国。

1950年10月,我乘P&O公司广州号远洋客轮离开英国,经香港转罗湖回国。

扎根汽车业

在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两年半,一汽12年,二汽23年,支德瑜为我国汽车工业新材料开发和应用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三个愿望

回国时,我有三个愿望:争取入党;找个能发挥能力的革命岗位;成家。第一个最难,我提出申请后八年半才实现;解决个人问题花了两年半;谋求革命岗位的周折最少

回国时,我有三个愿望:一是争取入党;二是找个能发挥能力的革命岗位;三是成家。第一个愿望最难,我提出入党申请后八年半才实现;个人问题花了两年半解决。

谋求革命岗位的周折最少。我先坐火车到长沙去看雅礼中学的老同学,又到上海去看望父母。父亲已是华东工业部机械处处长,新中公司在上海恢复了生产,其总工程师邀请我到新中工作,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的汪道涵知道我回国了,要我父亲带我去见他。见面后,他对我说:“希望你留下来,到华东工业部工作。”

我表示自己想去东北。此时正是抗美援朝初期,东北离战场近,一些原来支援东北的技术人员纷纷返回上海。汪部长看我有到东北的志向,便不再挽留我了。1950年12月,我到北京向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处报到,填分配志愿时,我写了服从组织分配,但志愿是去东北。

没想到,我却被分配到中央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以下简称筹备组),从此就在汽车业里干了一辈子。

为何到筹备组?杨南生比我早几个月回国,我们一直保持通信。杨是孟少农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曾做过孟的助教。他回国后,就被孟招集到筹备组。我回国前,杨跟孟提过我,孟则通过筹备组向中央人事部把我要了过去。

中央办工业时,只有一个重工业部,部长是何长工。筹备组负责汽车工业,后来国家办航空业,办农机业,都是从筹备组里抽调干部。

那时北京还没怎么搞基建,原则是充分利用老房子。筹备组设在北京地安门外鼓楼东一个叫扁担厂的巷子里,这是一座四合院,大概在清朝时期做过扁担。因此汽车一开始就跟扁担发生了关系。

筹备组的主要干部有3人:郭力、孟少农分别是正副主任(组长),胡亮主管计划和筹备组下属企业的管理工作,胡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当过汽车局局长。我被分在计划科,1951年年初,我就向胡亮提出入党要求。

参加工作后就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三大运动就是肃反、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1951年10月至1952年2月,我被动员参加土地改革(在西南八团一队任队员),被派到四川内江帮助农民土改。3月,我返回北京,马上又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成为筹备组的运动工作人员,一方面负责汽车实验室的联络工作,一方面参加“打老虎”斗争,同时也参加民盟中央重工业部分部的三反五反运动。

我报到时,筹备组才几十个人,后来逐渐吸纳了一些人员。根据苏联专家建议,筹备组设立要组建两个技术单位:汽车实验室和汽车工厂设计室,前者研究产品,搞汽车实验,设在北京南池子76号,地方很小,只有1000平方米,下面有汽车设计、材料、汽车实验等科室。主任是吴敬业,他与孟少农是清华大学同班,后来被调到一汽,先任技术处处长,后任产品设计处处长。工厂设计室主任是王京。

1953年起,从这两个机构先后抽调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一汽建设。到了1964年,国家筹建二汽时,原汽车实验室已易名长春汽车研究所,原工厂设计室易名一汽工厂设计处,单位规模都达到好几百甚至近千人了。两个单位都被调属二汽。汽车研究所负责人是张庆梓,工厂设计处负责人是陈祖涛,在二汽建立5人筹备组时,他们两人都是筹备组成员,是带了队伍归并入二汽的。

我和杨南生都在材料室,他主要研究材料强度,我主要研究汽车用材。我住到单人宿舍,就是扁担厂附近小工厂租的民房,同室有几张单人床,从宿舍骑自行车到南池子上班。这时杨南生已成家,住在西单,但我们经常有来往。

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在1952年汽车工业就明确了规划方案:从苏联引进吉斯150(四吨)汽车生产技术,在长春建652(一汽)厂;在北京建752厂,引进苏联嘎斯51(两吨半)汽车散件进行组装。752项目选址在北京西八宝山公墓附近的衙门口。

这时筹备组领导决定汽车实验室要依托752厂,迁到衙门口。1952年年底,我被抽调出来任基建组长,准备土建工程,同时还调入技术员王文隆,两名转业军人和几名工人。尽管我当时毫无基建经验,但仍满腔热情,在领导选定的仅有稀疏钻探资料的荒地上布置总图。由于北京在建项目较多,建材短缺,我们赶紧按定额申请钢筋、水泥、砖瓦灰石等物资,在1953年年初运到工地上。

没想到,我在工作中出现了失误。这块地的地质本身就存在缺陷,发现情况的是转业军人贺沸溪,他进驻工地后,看到地表坑坑洼洼,就找当地老乡了解情况。老乡说,从清朝起,地下就采过青灰,贺果然在地界以北的地方发现了矿井井口。我虽然经常去工地,但从没注意观察这些情况。

之前我在汽车实验室做基建计划时也有过失误。由于变化多,今天做这个计划,明天又奉令修改,有天晚上到扁担厂加班,干完活后收拾东西,我不小心掉了份文件。其实也不算很重要的文件,但当时保密很严格,筹备组出了个布告,大意说,在计划科办公室地上找到一份文件,是谁掉的?自己来承认错误领走。我根本没想到会丢文件,也没去领,结果被记了一次过。

因为地质问题需要先做工程处理,原定的盖房日期不得不向后延。但1953年5月国家调整计划,752厂被宣布下马。汽车实验室的新建项目也跟着撤销,我们已争取到的地块和到达的建材被调拨给当地建一所学校。

全国大事

镍紧张到什么程度?国家曾下发红头文件,所有企业都要节约镍,后来进一步提出要节约铬。因此,汽车厂代替镍铬就变成全国大事

在汽车实验室工作两年半后,我被调到长春的一汽工作。郭力是厂长,孟少农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他们离开后,筹备组改为汽车局,局长是张逢时。不久,在郭力的提议下,任命饶斌为一汽厂长,郭力当二把手,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孟少农是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

一汽在土建后期,开始筹建处室和十几个车间(后来改名为分厂)配备干部:车间主任由转业老干部担任,另外调配一名工程师作为车间技术科负责人。吴敬业比我先去一汽,主管技术。我去长春时,厂里考虑到我在英国时曾选攻过材料热处理,就内定我为热处理工艺技术负责人,内定热处理车间主任为韩子贞(后任山东省工业厅厅长)。

但韩当时正在苏联参加培训,因此从1954年起,热处理车间筹备组组长一直由我这个技术科长代理,我全面主持热处理车间筹建工作。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我曾被任命为热处理第一任车间主任。

筹备期间,我带领热处理车间的技术干部,完成全部苏联设计和技术资料的翻译工作,包括图纸、工艺卡、工艺规程等,全部转换成中文版本。原有的4个热处理车间,第一车间和第二车间合并称热处理车间,我是技术科长,兼车间筹备组代组长,又来了几位老干部,分任各科科长,如胡信民是计划科科长等。第三热处理车间是锻件热处理,后合并到锻造车间,陈子良任车间主任;第四热处理车间是工具热处理,合并到工具车间。

我还逐字逐句地对全部各译件进行审定。苏联方面也有疏忽,由于热处理管道多,通风管道粗大往往与各种上下水管、动力电线相互交叉,我们在工厂安装图纸里就发现了多处错误,便根据施工中的实际需要更改设计,避免了返工损失。

1956年初,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热处理车间基本完成生产调整任务。韩子贞从苏联回来后,就任车间主任,我仍改任技术科长,一直协助他工作。

一汽向苏联汽车厂学习,实行总工程师领导下的设计、工艺、冶金、机械和动力五总师制。1956年5月我调任冶金处副处长、工厂总冶金师,协助老干部陈禹孙分管技术工作。这时江泽民是动力处副处长、工厂副总动力师,因工作关系,我们逐渐熟悉起来。

从1953年到1965年,我在一汽干了12年,长期担任过总冶金师职务。这期间,一汽组织结构经过几次调整,冶金处与工艺处合并,称为工艺处,工艺处后来又跟技术处合并,叫做技术处。1958年大炼钢铁时,组织结构都乱了,老处长们离开后,我这个副处长变成技术处正处长。期间,一汽还曾建立轧钢的冶金分厂,我又调任过该分厂厂长。

工厂重新改组后,又要成立工艺处,任命我为处长,后上面又物色老干部文格做工艺处长,我已是处长,怎么办?上面找我商量,我不假思索地说:“他做处长,我当副手。”我是搞技术的,我当配角,一点问题都没有。

由于我较早成为处级干部,从1956年起,要管理不少人的工作,自己做具体工作的机会相对减少。我做了30多年的处级干部(包括在二汽多年任副总工程师,但仍算处级干部),在离休前几个月,二汽下发文件,我在厂里享受副厂级内部待遇。

我有个观点,真正有知识的人都来自实践,所以工厂里最有本事的是技术科长这一级干部,因为他们离基层近,能了解情况,职位越高的领导,离实践就越远。因此,要学知识,首先就要向科长们(各种技术科长、设计室、实验室主任们)学习。我遇到问题时,首先就去问技术科长们,跟他们商量,向他们学习,但我要判断和负责决策。

在一汽冶金处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合金钢铁问题,合金钢铁全世界都主要用镍铬为合金元素。但当时我国还没有找到镍矿,也没有找到铬矿。我在天声公司时就知道,镍和铬被作为战略物资被美国操纵的巴统封锁,他们甚至连铜都不允许向中国出口。

另一方面,全世界当时只生产十几万吨镍,大都在加拿大,法国殖民地喀里多尼亚小岛,古巴和苏联也生产一部分。

中国所需镍从哪里来?只能从苏联进口。但苏联的货源也不足,全年自产也只有4万吨左右,它自己用也很紧张。一汽1956年出车,最早那批合金钢锻件,是从苏联进口毛坯,再到一汽加工生产的。

那时企业购买镍要用镍票,由冶金部统管。一汽厂长郭力亲自赴北京申请镍,冶金部才给300公斤。什么概念?一辆车大约用3公斤镍,300公斤只够生产100辆车。一汽刚投产,缺镍铬就揭不开锅。

镍紧张到什么程度?国家曾下发红头文件,所有企业都要节约镍。后来进一步提出要节约铬。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牵头召开的节约镍铬大会上,黄敬主任说,选用材料要立足国内,符合国家资源才能算先进。

不仅如此,其他汽车材料也是个难题,很多汽车材料国内都不能生产。我记得一汽投产时,符合品种和尺寸厚度各方面规格的生产用材料有上千个,如果按重量计,国内只能供应不到20%,80%需要进口。

但进口钢材也受到限制。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说,一汽要增产,必须大量进口钢材,就要多出口猪肉创汇,但如果猪肉出口太多,便会影响人民生活,因此还不能满负荷多产汽车。

所以,尽管一汽建成后产能达到3万辆,但实际生产量远不能达到这个数字。1956年生产1000多辆,1957年是7000辆,1958年是1.4万辆,此后连续3年徘徊在1.4万~1.6万辆之间。

生产无镍汽车

1962年一汽完成替代镍铬的技术攻关工作。按重量计,代用镍做到99.9%,代用铬也可做到95%,一汽为此提出“生产无镍汽车”口号,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外国有镍,但从无这样先例

一汽要解决镍铬问题,担子交给冶金处,陈禹孙让我负责。我组织主要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做镍铬的普查工作。一辆汽车上用镍的零件有23个,用铬的零件不到100个,我们就挨个零件找替代的钢铁牌号,或寻求其他解决方案。

此外,我们还跟中国科学院联手研究替代材料。早在1951年中科院到汽车实验室征集科研课题时,我和杨南生就提出“不用镍铬的合金钢”他们经过几年的研究,提出在材料牌号上采用国家富产元素钼、锰等来替代镍铬。比如以40锰钼钢代替40铬(苏联汽车一种主要材料是40铬钢)。40锰钼钢含碳0.40%,含锰约1%,含钼约0.2%~0.4%,强度高。但后来这个钢我们也没用,因为钼也是稀缺材料。

经过考察研究,我们利用锰、钛和硼,研制了3种含硼结构钢,用来替代铬钢。硼只需很少含量,就能提高钢材的淬透性。硼钢的研究工作主要由姚贵升负责,他是冶金处金属实验室主任,后来做过一汽副总工程师。

直到1962年,我们完成替代镍铬的技术攻关工作。替代到什么程度?按照重量来说,代用镍可节约99.9%,剩下的0.1%是两个小零件:一是锁里面那块挡片;二是刹车气阀的镍铬不锈钢薄片。实际上这也有替代方案,比如搞个铜片和采用铬不锈钢就可以。

到这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生产无镍汽车”,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后来“生产第一辆无镍汽车”被写进一汽的大事记里。在代替铬方面,我们也采用了很多方案,最终结果是可节约铬95%,但因为铬矿在世界上较广泛,可以买得到,因此实际大生产只节约50%就可以了。

在材料方面,那时冶金工业不能满足汽车用材较高的技术要求,合金钢厂没有大轧机,不能生产大径棒材,更没有一家钢厂能生产汽车用冷轧薄板,甚至连技术较先进的最大钢厂鞍钢也不能——有些钢厂勉强能生产热轧钢板,但冷轧大规格薄板是空白。

为此,饶斌厂长冒着风险去西德采购了一批冷轧深冲薄钢板。当时到西方很危险,因为他们跟中国是敌对国家。由于买得较多,一汽靠这批材料维持驾驶室生产很多年。鞍钢冷轧钢板厂投产后,用其初期产品深冲汽车件废品率很高,而且还不能生产特宽板。1990年代末宝钢投产,初期能提供的数量亦很少,国家仍然要年年进口汽车板。

针对缺少的材料,我们找冶金厂一一试制:钢板找鞍钢,有色金属找上海。我带着冶金处和供应处的人员,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冶金厂。仅鞍钢,就去过几十次。我也常去抚顺和本溪钢厂,也去过北海和大连钢厂,找他们磋商技术和供应问题,跟他们商量用什么成分,什么尺寸。我们先做出零件,做完台架试验后,再把这些代用配件无偿提供给用户们试用,惟一要求是用户们必须向我们汇报试用结果。

比如,鞍钢最初只能生产沸腾钢,但我们需要镇静钢。前者钢锭冷却还冒泡,后者加了些成分钢锭冷却时很平静。我到鞍钢去向总经理马宾求援。马是位老干部,精通冶金。他和饶斌都曾是东北老干部,所以相互熟悉。一汽缺少什么材料,没办法了,饶斌就直接给马宾打电话,请他紧急安排生产材料供应一汽。

马宾告诉我,鞍钢只生产沸腾钢,没有镇静钢钢锭,但鞍钢研究所有几个镇静钢锭模,他同意先试制,做出冷轧板。结果果然冲压性有改进,但几个难冲件仍发生较高废品率,质量还不行。鞍钢派了多批技术人员到一汽调研,双方逐步磨合,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此鞍钢也大量生产镇静钢钢板了。

此外,我们还经常跟冶金部进行谈判:比如一汽要什么材料,需要试制什么材料等。这块工作我主要交给材料技术科科长朱民刚,朱毕业于清华大学,比我小7岁。那时是计划经济,生产者是上帝,不像现在,用户是上帝。

生产者就尽量把标准压低,这样生产出来的废品少,也好组织生产。但我们又希望提高要求,所以双方经常在标准上发生矛盾。每年订合同时,数量好谈,数量由国家分配,但双方会因质量标准问题发生分歧。

朱民刚专门处理这些事情。他向我汇报后,我有时也跟着出马,去找冶金部技术处的人谈标准。我记得有一次,在国家制定材料标准的会议上,冶金部、一机部、铁道部等用户部门,包括汽车行业搞技术的人参加。会议由冶金部的一位司长主持。一机部某司长事先对我说,你是处长,是他(冶金部司长)的下级,不要紧,对他们不要太客气,要跟他们据理力争。

因此我在会上丝毫不让步,一定要他们加条件。例如谈到钢板要求酸洗后供应时,冶金部说,只能够热轧供应。因为鞍钢热轧厂没有酸洗糟,争论剧烈。我们就坚持标准上必须列入酸洗的技术要求,但可用小字加一个补充条款,如果钢厂设备条件不够,也可以部分不酸洗供应。这样就促进钢厂技术改造,增设酸洗糟。

大家在会上仍争得很厉害。鞍钢说,我没有钱,没有面积,建不起酸洗槽,酸洗不了。我们就反问:那冶金部是干什么的?我们还联合铁道部将冶金部的军。到后来,冶金部就不再开这方面的联合会议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一汽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材料国产化,到全国找材料,了解哪家企业有这种生产设备,谁能生产,便动员他们生产。这个事情坚持做了很多年,直到冶金工业慢慢发展起来。到了1964年,约98%的轧材能在国内生产。当年,一汽产量第一次突破设计能力,达到4万辆。

到二汽

材料工作是二汽建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汽用材方向是在继承一汽成果的基础上,选用锰、硅、钒、硼系列合金钢

1965年10月,我被调到二汽筹备组。之前,一汽冶金处的老同事毛志强来找我,他说,饶斌同志正奉命筹建二汽,领导人还有齐抗和李子政,工作人员有谢渊、王敬仪和他。毛除了协助办事外,还参与筹划汽车用材。见面时他还细致地向我介绍了汽车选材的想法。当时我只是听听,并没有往深处想。

不久,我就接到饶斌同志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中央决定兴建二汽,要从一汽调100名干部支援二汽,其中有你。我们在一汽共事多年,盼望你来二汽继续合作,等你很久了。”

“我无条件地接受组织调遣。”我当即回答。

饶斌还说,希望我马上到长春汽车研究所报到。跟我同去的还有王汝和王敬仪。我是汽研所副所长,分管材料,领导第三研究室,即材料室业务。王敬仪也是副所长,负责二汽的产品设计开发工作,王汝任汽研副总工程师,主要领导产品设计,王在一汽原任产品处底盘设计科科长。

汽研所已有15年历史,原来就是我工作过3年的汽车实验室,现在全室连人带设备都从北京迁长春了。领导人是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张庆梓。张原是华东解放军“一担子工厂”厂长,承担汽车修理任务。南京解放后,该厂落地生根发展成为南京汽车制造厂。张随后调入长春汽研所。

我一到汽研所报到,张庆梓就告诉我:遵照饶斌同志的安排,立即动身去南京,参加产品材料开发工作,同时迎接冶金部将于11月2日到南京的工作组,与他们会商二汽选用的新材料牌号和供应。

需要交代的是,根据一机部的安排,这时汽研所和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陈祖涛负责)已整体划转到二汽名下,共同参与二汽的产品开发和工厂设计。

(1965年)10月23日我到达南京,张庆梓和王汝都在,正依托南汽进行二汽产品开发工作。在二汽筹建领导人中,齐抗和张庆梓曾任南汽领导,饶斌也曾在南汽蹲点,他们成立了“中型载重汽车基地建设委员会”(简称三吨半汽车试制办公室):以南京为主,到上海、武汉、长春汽研所多地试制新汽车总成,最后在南京组装汽车并试车。南汽总工程师赵江也参与领导工作。

我到南京时,毛志强已在进行二汽产品开发中的材料工作。毛积极主张二汽产品采用球墨铸铁曲轴,并为此进行了很多论证。后来在樊惠卿主持技术工作下,与南汽的同志和二汽大学毕业生王熙燃一起开发了这个产品。

冶金部很关心二汽建设,考虑到二汽建在山区,就指定与近处的武钢和冶钢来会谈。派来的人员,有大冶钢厂副总工程师夏宗琦和武钢技术干部马成甫。1965年11月初他们到达南京,我们讨论了3天,根据国家资源情况,探讨二汽合金钢方向——在继承一汽成果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二汽用材方向是选用锰、硅、钒、硼系列合金钢。同时我们还与冶钢达成新产品试制意见。

接着我跟毛志强又陪他们一起去上海,访问上海汽车厂的若干工厂,跟他们洽谈与二汽合作事宜,并在上海安排新材料试制工作。

调研1个多月后,我被通知到长春,参加饶斌主持的二汽筹建骨干会。参会者包括二汽5人领导小组和先后调入二汽的处级干部共20多人。从(1965年)12月5日到25日,骨干会断断续续开了7次。12月29日,二汽筹备处在长春召开第一次全体职工誓师大会,其中就有二汽职工家属以及包建厂有关同志。

我想强调的是,第一次骨干会就对材料工作进行了专题研讨。我详细汇报了设想的二汽汽车新材料。会上,饶斌同志申明材料工作也是二汽建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增列为“四新”(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之一,并同意张庆梓建议的称材料部门为“材料口”。“口”的含义相似于“战线”,材料口与产品口、工艺口和设备口等并列。

这次会后,饶斌同志还专门把我留下来,向我交待了我提出过的几件未决定事情:车轮轮辐如果球铁替代钢板行,就不用钢板,要做试验;后桥壳可支持用球铁,两吨军车、三吨半载重车均可试;铝件可按每车用20~30公斤布局;汽阀钢不用镍铬,要写个报告上报。

一周后,在第三次骨干会议上,饶斌又向我交待:“最好在试车时,用上新材料,起码一部分要用。你向张庆梓,王汝说,跑车时做试验,台架试验也用上新材料。”

憾事

大家认为五吨汽车搞铸造轮辐合理,还可创建一个生产基地,积累经验,可按2万辆规模进行建设。但由于受文革影响,丧失建厂机会,至今仍是一大憾事

之后,我和材料战线上的同志就开始考虑如何通过聚国内外之宝,利用国内富产资源寻找新材料的突破点。我们花了大约2年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和组织试制试验,基本上确定了二汽选材的方针和措施。

首先,针对中国缺乏镍和铬,二汽利用锰、硅、钒、硼等,从一汽的3种替代铬钢的含硼结构钢扩大到5种,做到几乎不用镍和更大量节约铬。

其次,针对钢材严重不足的现状,二汽采用了三项主要技术节省钢材。

一是大规模开发高强度钢板,用它制造尽可能多的汽车构件。比如整个车架和车厢都用高强度钢,这样替代低强度的碳素钢,既能省料,又能减重,还能提高强度,保证汽车骨架的牢固性。

最典型的例子是,有次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来访问中国,在北京讲学完后,又跟二汽交流经验,其工艺所主任(相当于材料室主任)哈威尔说,福特汽车采用高强度钢板的比例世界领先,他问朱民刚:“你们的高强度钢使用到什么程度?”

朱回答说,我们使用得更普遍,比例如何,已经超过福特汽车。

哈威尔一听,语气马上就变了。他说:“我们应当互相学习。”美国为什么不怎么使用高强度钢?主要原因是他们的道路好,美国车架向来采用低碳钢,容易成型,全世界汽车也大致如此。

高强板的缺点是塑性较差,冲压容易开裂。为此,王汝配合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他带领二汽的产品设计师们在设计时就改进零件形状,以适应材料特性。

二是采用稀土镁球墨铸铁代钢。南京汽车厂因为缺少大锻锤,不能锻造发动机曲轴,便采用镁球墨铸铁代替锻钢做曲轴,但由于工艺不完善,铸造废品率很高,甚至生产出来后性能反而不如原件。毛志强建议二汽曲轴用铸铁代钢,饶斌和张庆梓等都表示支持。但反对的人也很多。

二汽材料口成立后,正好我国新发现包头钢铁厂的白云鄂博铁矿石含有丰富的稀土元素,提炼后得到稀土合金,如果少量加入镁球墨铸铁,可大大改善球铁性能。张庆梓派第三研究室铸造工程师樊惠卿配合毛志强进行稀土——镁球铁联合攻关。

我当时在南京,知道这个事后,就跟樊商量,认为应该扩大这种珠光体型稀土镁球铁替代其他抗磨钢件,如发动机气阀摇臂和钢板弹簧总成中的摩擦件。除此之外,稀土镁球铁还可做成铁素体型品种,其强度比美国和一汽大量采用的可锻铸铁要高20%。

实际上一汽沿用可锻铸铁制造底盘零件,需要大量低碳废钢作为炉料,但外购合格废钢十分困难,一汽为此头痛不已。为此,二汽开发出以生铁为原料不耗用废钢的铁素体球铁来替代,强度提高20%,保证了东风牌卡车重量较小而强度更高。这在中国汽车工业中属首创,这项改革成为二汽铸造二厂的基础,二汽铸造二厂至今仍是全国最大、世界领先的铁素体型稀土——镁韧性球铁生产基地。这样,我们不仅用珠光体型稀土——镁球铁这一中国特色铸铁替代了钢材,又进而开发了铁素体型稀土镁球铁这另一中国特色铸铁,连紧缺的废钢也省了下来。

三是采用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精密铸钢件的失腊工艺,在汽车工业中首家大规模用精铸件替代小锻钢件。我们利用锻造中的大量飞边、料头等工艺废钢做精密铸件炉料,使废钢再循环成为汽车零件,完全节省了小锻件所消耗的钢材,从而为二汽在武当山建立精密铸造厂奠定了基础。二汽这一技术措施老早就符合今日提倡的循环经济原则了。

第三,中国的铜产量远满足不了需求,必须花大量外汇进口。材料技术干部根据纺织工业开发含油轴承的经验,以铁粉末冶金件代替一汽传统的青铜轴套获得成功,位于丹江口的二汽粉末冶金厂由此诞生。这个厂后来又用粉治工艺开发出许多像油泵齿轮那样的结构件。

但是这些工作在刚刚起步时,就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二汽产品在采用硼钢、低合金高强度钢和球墨铸件这些创新上大部分得以实现。但像铸铁凸轮轴、车轮材料革新和开发农用汽车材料等都被迫中止,铝的用量也被大量削减。

车轮轮辐的争论较大,许多同志倾向于采用钢板轮辐,主要原因是对韧性球铁新材料没有信心。饶斌在1965年12月的会议上支持球铁轮辐,但到了1966年2月就被其他同志否决了。尽管在南京已按新材料试制的三吨半汽车,在使用效果和减重上都还不错,但包建的同志仍然不愿意采用。

1967年1月,我了解到根据车轮产量,轮辐必须设3条冲压生产线,因此我又提出只建两条冲压线,采用一条铸造轮辐生产线的方案,这样投资也没有大的变化。饶斌让孟少农负责,招集设计、材料和车轮厂讨论,大家意见一致,认为民用汽车搞铸造轮辐合理,还可创建一个生产基地,积累经验,可按2万辆规模进行建设。饶斌还写信给张庆梓,让他在长春征求意见。但由于张在长春被揪斗,我回长春也被斗,被关,失去岗位,丧失了机会,因此凸轮轴在二汽仍沿用一汽的钢材锻造方案,至今仍是一大憾事。

清白

1968年5月我被勒令停职反省,6月被清理出阶级队伍,沦为阶下囚,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隔离审查一年多。后来又上山烧炭和去农场劳动,被迫脱离业务工作近5年

在文革冲击下,很多事情都乱了套。1967年1月,张庆梓派我驻南京配合饶斌工作,饶在南京检查工作的10天,经常被批斗,但仍处理了一些业务。他与赵江会谈时,我和王汝也在,当时确定了两吨越野车作为二汽和南汽的共同产品,要进行批量试制生产。但在文革中,这个规划成为一纸空文。赵江后来也被批斗,工作更加困难了。

这期间,饶斌还到汤山汽车试车队体验生活,了解到V8发动机与平头驾驶室在布置上存在的矛盾。临走时,他设法到旅馆与我见了一面。他让我去找孟少农一起发动群众,改进布置,看能否解决矛盾。如果不行,就考虑先上直列6缸机,调整两种发动机纲领,作大的变动。

1967年5月,我带队为汽研所在十堰选择基地。没想到,一个月后,汽研所夺权的造反派不愿进十堰山区,便造反脱离二汽,不久,长春工厂设计处也宣布脱离二汽。我被迫带领个别愿意到二汽的原汽研所同志(仅樊惠卿和刘运长两人),以及从一汽新调入二汽的二三十人离开汽研所,单独成立二汽材料实验室,暂借一汽的几间房来办公,继续做材料技术工作。同时,二汽情报室没有负责人,也由材料室代管。

1967年秋,长春两派进行武斗,二汽筹建工作进展缓慢。祸不单行,我在去慰问住医院的材料口人员时,不幸被参加武斗的中学生因急送伤员而无照违章驾车,撞断了1根锁骨和8根肋骨,左肾移位裂伤(最初不知道),在家卧床,几个月不能工作。

1968年5月,我的伤还没全好,就被勒令停职反省,6月竟被清理出阶级队伍,沦为阶下囚,先在长春,后迁十堰,被隔离审查一年多。后来又上山烧炭和去农场劳动,被迫脱离业务工作先后5年多,对材料技术工作的发展情况就不太清楚了。这期间,我只断续听到经过3轮试制试验的两吨越野车和三吨半民用车系列被部队否决,改为二吨半越野车和五吨民用载货车。

二汽产品取决于部队需求,主要用途是替代骡马来挽火炮,包括防空高射炮,因此最初确定产品主要生产2吨越野车,用2吨越野车总成开发3吨半民用载重车。后来主要是出于对我国桥梁的承载能力较低,支线公路狭窄方面的考虑,认为3吨半还可运载步炮兵人员和弹药等各种物资。

当二汽筹建组已通过外贸渠道购入国外2家汽车厂16辆不同吨位级系列载重车作设计参考,但越野车仍只能自主开发。在南汽,2吨越野车(简称20Y)和平头、长头两种驾驶室的3.5吨载重车已完成试制、试验和定型,画出图纸后,二汽筹备组又组织制造工艺设计,提出大量多种新设备,包括自动生产线的设计任务书。一机部还组织了全国机床装备行业接受新设备开发任务。

但后来因世界局部战争影响,飞机越飞越高,部队认为高射炮必须加大,才能有效防空。原来的20Y越野车拉不动新炮,要求二汽改产2吨半越野车(25Y),相应的民用载重车改为5吨。

这样,二汽筹备组只得更改主要车型全部设计,原设计的694发动机功率不够用,由于时间紧迫,只能接受一汽已基本完成的6缸100mm缸径的发动机设计,在它的基础上再吸收在南京开发的二汽产品作改进。而二汽已设计的3.5吨民用车和694发动机设计,则被广东省采用,后者组织生产了不少汽车。

1972年夏末,二汽政工组陈乃尧来找我,表示要调我回去做本职工作。我说,请组织上给我做政治历史结论,否则我志愿永远在农场劳动。大约11月底,陈又来找我,给我看政治结论,字数不多,大意是:确认我未参加过国民党。又说原上海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邱精业诬陷我是某某反动组织成员,已被查证否决。由于邱诬陷了许多人,造成极严重后果,导致5家重要企业的总工程师自杀,邱现被上海判为坏分子,受刑事处分。

还我政治历史清白后,我一到十堰,第二天便报到上班,急于补偿失去的岁月。我被分配到工艺组。原二汽材料口已与工艺口合并,让我负责。我有些担心,因为在文革中批斗我的都是工艺处搞材料的一些人,现在重回原单位,与他们见面相处有些难为情,因此便申请去其他单位。

但组织上不同意。工艺组有些老党员,李明武是老师傅出身,他动员我:你应该胸怀开阔一些,不能对人抱成见,大家团结一致才能为二汽做事情。这样我去批斗过我的人的家里拜访,把他们团结起来。原工艺组当时大概有十多人,由陈善述负责,陈做我的副手,在一汽热处理车间,我任技术科长,他就是副科长,再次与我搭档。工艺组还有陈纫秋、张厥昌等科长。

二汽结束军管时,饶斌恢复厂长和党委书记职务。按照企业运行要求,处室机构恢复,我被任命为工艺处处长,李龙天、陈善述、吴庆时、邹勇根任副处长,同时指定我兼任工艺处党支部书记。我觉得自己没这个政治水平,不愿做党的工作,希望另派专职书记。但组织上强调要实行干部一肩挑,贯彻一元化领导。我不得不接受。

助手

对汽车而言,汽车设计时需为各个构件选用各种材料。对汽车厂而言,材料在生产汽车过程中也频频发生材料质量和供应问题。因此,我一直做助手工作。我一生遇到过多次危险,也算是死里逃生的人,包括多次重病,现在年高,所以随时准备回归自然

工艺处主管全厂汽车制造和材料技术,在业务上指导20多个分厂的技术科工作。在党支部工作上,抓具体工作的是副书记陈现,她是王荣钧的爱人,也是我在五七学校劳动时本连的书记,她一直承担支部的日常工作,给我很大帮助。我在工艺处做了6年,干到1978年,新盖了工艺研究所大楼。

这期间,通过干部处,我把二汽散失的原工艺材料技术人员逐步集中,让他们重回工艺处,并让有一技之长的人员补充队伍。由于文革时期大学停办,没有毕业生,工艺处还急需要人,我就去向饶斌要。

“你自己办大学”。饶斌帮我出主意,第一次高考落榜的那些人,你去调查成绩,把离录取分数线最近的那些人挑出来。

我根据他的指示,让科长敖炳秋从高考落榜的二汽职工子弟中挑出30人,包括考分很高,但眼睛有病而落选的洪永成选出,办了大学班。敖后来任二汽副总工程师,现已退休。他做过汽车学会材料分会理事长,我是第一、第二届理事长,之后他也做了两届理事长。

没有老师怎么办?就动员内部找人教,我做过一年英文老师。大一念完后,按照我们需要的专业,再把这些人分配到各个正规大学里做旁听生,像正规生一样参加考试,但毕业后发二汽职工大学文凭。那时学校还不像现在这样商业化,所以都同意接纳,费用由我们出。

之后我们又办了第二个班,招了40人,两班共培养70个大学生。这些人回来后变成了工艺所的骨干,后来有部分人分流出去了。如刘裕和,后成为工作出色的东风本田汽车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党委书记。褚东宁、洪永成则成为东风汽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材料分会理事长等领导干部,各有自己的贡献。

此外,我还建了二汽工艺研究所,包括基本的试验阵地,房舍和设备仪器,是当时国内最具优势的汽车工艺材料研究所。继续主持二汽的工艺攻关和完善二汽选材工作,与供应处一起去寻找最稳妥的优质廉价的材料生产基地,保障二汽按时投产,每年采购金属材料达50万吨以上。

1978年改革开放,需要引进国外技术,当时二汽最大的问题是发动机技术。发动机是一汽设计的,尽管大部分运用了新材料,曲轴还根据二汽建议做成球铁,但仍不够满意,我们就委托英国里卡图公司对发动机进行设计改进。

这是二汽最早的一项重要引进任务,我们提了很多要求,如要在两三年内开发出来,发动机原来做台架试验100个小时,要求他们做1000个小时;要进行寿命试验,还有交替的热机冷冲击试验等。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二汽还要派出四任工作小组驻里卡图公司参与实验,其目的在于学技术。小组组员要求都能讲英文,这样不用带翻译。第一个小组由产品处处长王汝带队,组员包括李荫寰、陈益昌等人,在英国待了3个月。李后来做过汽车局副局长,陈后来任南汽副厂长。

我作为第二任小组组长带队去英国,先工作了3个月,因进度不够,又延长了一个月。我们在里卡图学了很多技术,并且因为是技术咨询项目,所以花钱也不多。里卡图只有300人,负责我们项目的就3个人:经理、设计师和实验员。他们储备了世界上许多发动机的资料,所以对发动机很了解。

1979年初我回到二汽,调任厂副总工程师,在这个位置上做了10年。我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后,便不再任工艺处长兼工艺所长了,我便请辞总冶金师,建议陈善述继任。厂里常要我做些外贸引进洽谈工作,以前近30年,我作为科长,处长或者分厂厂长,总领导一个团队战斗。任工厂副总工程师后,便变成个人工作了。

但有些材料问题,大家还是习惯性地问我。从那时起,我就只能开始写些论文和建议。每年都会写些建议给领导们参考。但说实话,这些建议,有的领导愿意看,有的领导不愿意看,或者说对这个不重视。

1988年末,组织上动员我离休。半年后又续聘我任总师室顾问。我觉得自己已不在岗,不宜再插手工作。经过反复考虑,我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一是发挥特长;二是拾遗补漏;三是有问就顾。

我能活到现在,是因为从不做糟蹋自己身体的事。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心态也好。念书时,我从不开夜车,晚上9点准时睡觉,也不会在考试前超过9点钟熬夜抱佛脚。

我家里有长寿基因,母亲活到95岁,父亲活到74岁,在文革中惨死。父亲去世很多年后才被一机部平反,遗骨从信阳迁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八宝山礼堂补开追悼会。我母亲坚强而开朗,尽管没读多少书,但她能顽强接受这些不幸的事。

我也不跟人争名位。我做了几十年的处长,1984年黄正夏退休前,就想提我去二汽大学当校长。我知道有此意向后便去找他。我说,我希望留下来继续搞材料技术。

“为什么?”黄问,“当二汽的大学校长是副厂长职级呀!”(尽管我任二汽副总工程师是湖北省委下文任命的,但在厂、处、科三级体制下,工厂副总工程师仍旧是处级干部)

“我本事有限,不能又搞这个又搞那个,我在材料工作岗位,至少每年可为二汽每年多创几百万元利润。

黄说,你可以做兼职,又做院长,又管材料。但我觉得做兼职就两头把下面有才能的人给压住了,因此不同意。

黄终于说:“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因此我一直做助手,在汽车厂里搞材料。产品部门是主要的,材料是帮助搞产品的,因此,我一直在做不是主导的项目。

1983年我被割掉左肾,实际上是个误诊,本来是个囊肿,把它当癌症治了。后来又曾怀疑我得了膀胱癌,是核磁共振检查结果,再后来割掉前列腺,割掉睾丸。因为确是癌症,还开过盲肠,做过心血管手术,加上年幼得白喉病症,1946年在乌江卷入漩涡,险些丧命,又历经文革等,也算是死里逃生的人。

我身上每个细胞都来自自然,人没有不死的,死就是回归自然,等于回老家,没什么可怕的,我随时准备回归自然。但有生一天,便该争取做点有益的事,才无遗憾,也没有什么害怕,如此而已。